中小改制企业有效治理的基础:经营管理骨干拥有控制权

公司(企业)治理问题是公司(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控制权问题又是企业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影响和决定着内部治理的效率。中小改制企业的有效治理须具备经营管理骨干拥有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的制度安排,需要他们在企业中联合持有大股(包括控股)。     

社会转型中农民主体性的构建

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中国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随着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农民缺少的不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笔者认为,农民发展必须以农民利益主体独立为前提,实现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中国农民发展的最终归宿应该是:自由的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农村。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参政党民主监督难题研究

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参政党民主监督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内外关于参政党地位和作用的一些不正确看法,与参政党民主监督功能不彰有关.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功能定位影响着参政党的政党性质、整体结构和实践绩效.参政党民主监督存在着动力困局、能力困局、机制困局.全面依法治国为破解参政党民主监督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场域和框架.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参政党民主监督的科学运行机制.要完善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体系.要着力构建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权利保障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力量整合机制.     

浅议社区服务的内在价值诉求

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多内容、多层次的网络系统组织。社区服务具有福利性、社会性、营利性和自治性四个内在价值诉求。在实践操作中,四个诉求不是同时均衡出现,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和不同侧面,采用不同形式和途径表现,相互协调和配合交织在一起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立体服务。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国外专家证人制度探析及借鉴

为适应时代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新修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192条第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意味着在今后我国的法庭上，人们将时时看到专家证人的身影，领略到专家证人有别于普通证人的独特风采。本文深入分析专家证人作证的范围以及专家证言与普通证言的区别，以期为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这一规定提供一些借鉴价值。     

公安机关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一是建立矛盾调解三级联动机制、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建立配套机制,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的矛盾调解机制;二是建立合作化防控机制、实效化防控机制、社会化防控机制,创新维护治安稳定的社会防控机制;三是建立执法流程透明机制、执法监督实时机制、执法评判公开机制,创新实现公平正义的规范执法机制。     

非公企业异地分支机构党组织管理模式探讨——以台州市路桥区为例

随着现代企业跨区域、跨行业、多元化发展,异地分支机构不断增多,导致传统的党建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在党组织设置、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形成了许多问题。以路桥区为研究样本,梳理非公企业异地分支机构党组织的建立、管理现状,对比分析分支机构党组织已有管理方式的优缺点,并从有利于分支机构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利于促进分支机构发展、有利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进一步加强分支机构党组织管理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论民事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应有地位

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民事法律的强制力,其为民事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我国在未来的民法典立法中应继承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创新性体例,在各项民事权利编之后单独设立民事责任编,把学理上的侵权法一分为二,具体分为侵权行为法和侵权责任法(民事责任编的一部分)。在民法典立法体系上,将侵权行为法规定在债权编,而将侵权责任部分和其他民事责任合并为民事责任编,置于民法典的最后。这种立法理念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将有效的解决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     

试论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族式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其治理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因此,家族企业的治理机制还须优化:一是要克服“发家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局限;二是要超越“家族制约”的文化。当务之急是要用合乎时宜的企业家精神武装头脑,以人格化的治理机制为先导。